本文利用2004-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研究社保缴费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保险缴费增加会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该结果在替换衡量指标、采用不同方式处理内生性问题和更换样本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社保缴费提高会促使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力，改变企业要素投入比，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另一方面，社保缴费有助于提升员工专业技能，改善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并进一步作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企业，本文还发现社会保险缴费对劳动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新金融业态，为中国扩大进口战略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基于2011-2019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与中国海关微观产品进口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制造业进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产品进口扩张，具体表现为在提高产品进口数量的同时降低了产品进口价格（2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进口，且对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加明显；从影响路径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会同时通过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促进中国制造业进口扩张。（3）数字普惠金融主要促进了资本密集型、研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中国非比较优势行业的产品进口；相对于东部城市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DFI较低的中西部城市的进口促进效应更强。（4）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可以有效促进产品的进口扩张。中国应加快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好地释放其在制造业进口扩张方面的政策红利，助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

本文以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要载体——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研究对象，使用2015-2020年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高新技术企业这一独特数据集，实证检验了政府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获得更大程度税收优惠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创新水平显著提升，该效应对融资约束较轻的民营企业可能更为明显。其机制是，政府税收优惠提升了企业研究生学历员工的比例以及技术人员比例，改善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从而促进了创新。本文为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了证据，为科学精准地制定政府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本文借鉴Aghion等（2018）的方法，测度中国企业基于目的国—产品层面的出口需求指标，实证检验国际市场出口需求冲击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创新行为。研究发现：（1）国际市场出口需求上升总体上促进了中国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但创新质量的增长要低于创新数量的增长。（2）国际市场出口需求上升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但是，国际市场出口需求增加也使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该竞争效应会使国际市场出口需求扩张的创新效应随着企业生产率的增长呈倒“Ｕ”型。

2008年以来，在中国GDP下滑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下降的同时，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对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基建和非基建部门的增长模型，研究发现房价上涨为地方政府带来了大规模的土地收益，这笔资金流向基建部门导致其投资和劳动力投入过度增加，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放缓了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速。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将资金投向生产率更高或者正外部性更大的部门，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土地财政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商业保险促进居民家庭金融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以及数字经济在其间所起到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论表明：家庭商业保险保费支出对居民风险金融承担有显著促进作用，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和自选择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缓解居民家庭由未来不确定性引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降低家庭在面临不利冲击时陷入财务脆弱的可能性，从而强化商业保险参与对家庭金融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在金融素养和受教育水平较低、背景风险较高以及社会资本水平较低的家庭中更为显著。

本文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WWYZ法，测算全球42个经济体的运输业全球价值链（GVC）嵌入，并分析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效应。研究表明：无论前向嵌入还是后向嵌入，发达经济体更大程度地嵌入GVC分工；从GVC嵌入地位看，发展中经济体正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发达经济体的GTFP增长水平长期领先，但发展中经济体因技术进步作用呈现快速追赶态势。影响机制表明，GVC前向嵌入通过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对GTFP的影响效应尚不显著；但GVC后向嵌入会加大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显著抑制GTFP的增长；而GVC嵌入地位对GTFP具有U型增长效应。

本文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现实，运用197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城乡金融不平衡发展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并详细分析了城乡金融不平衡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机制。本文研究发现：首先，由于我国城乡金融的不平衡发展，我国整体金融发展对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正效应，但农村金融发展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效应。其次，整体金融发展对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作用，但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农村金融发展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对城镇居民收入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我国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促进农村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和提高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这三种渠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 业承担的实际税负更低。上述结论在以经营型战略为主导和组织架构复杂度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善企业内部信息环境，促进内部税收协同，进而提高企业税收筹划能力和效果，实现降低整体实际税负的效果。本文为数字化技术驱动行业财务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研究结论对持续完善数字化转型配套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区域贸易协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是区域价值链发展的重要载体，区域价值链是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企业微观与网络分析视角，考察了样本期内中国企业嵌入 RTA深度网络对其参与区域价值链的内在机理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嵌入 RTA深度网络显著促进了其参与区域价值链，对亚洲与欧洲区域价值链的影响效应较大，且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嵌入区域价值链的影响程度高于邻居网络联系强度与网络联系强度；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与加工贸易企业嵌入 RTA深度网络对其参与区域价值链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强；企业在嵌入 RTA深度网络时，进口嵌入与国家嵌入同等重要；企业嵌入 RTA深度网络可以通过改善制度质量、降低贸易成本与提高技术溢出来促进其参与区域价值链。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本文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宏观层面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显著降低了城市内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微观层面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更加有利于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进而降低了家庭间的收入不平等。此外，本文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进而影响收入不平等。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促进创业机会均等化是数字金融发展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的重要机制。最后，本文还研究了货币政策对数字金融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影响，发现在宽松货币政策时期，数字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更加明显。

本文使用2017年和201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CCSES）数据，测度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本科学历造成的硕士研究生起薪差异。结果发现，相较于本科毕业于非 “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研究生，本科毕业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研究生就业平均起薪高28.9%。在排除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后，本科是否毕业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两个研究生群体间仍然存在着18.4%的起薪差距。 这个起薪差距是雇主依靠本科是否毕业于重点大学为信号实施的统计性歧视，根源在于劳动力市场上雇主与应聘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当应聘者的劳动生产率较难观察时，基于本科学历的统计性歧视更为严重。异质性分析表明，统计性歧视引起的研究生起薪差异在就业地为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和大规模企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学用匹配程度可以缓解本科学历歧视。本文不但从统计性歧视的角度对本科学历导致研究生起薪差距进行解释，而且还为反歧视提供政策性的参考。

本文探讨官员变更与资本要素错配的内在联系。本研究基于市委书记或市长的任职信息，使用1998-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研究表明官员变更增加了企业间资本要素错配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市场配置资源比重的提高有助于缓解官员变更对高资本边际收益企业投资的抑制效果。同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官员变更均造成资本要素错配。机制检验表明，资本调整成本约束了企业随官员更替调整投资的能力，降低资本配置效率，导致资本要素错配。

在“三次分配”被纳入基础性制度安排之后，个人捐赠再次成为学者与政策部门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选取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佛教考察了宗教与个人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佛教信仰提高了4.8个百分点的捐赠意愿和27.9%的捐赠金额，这一结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和自选择问题后依然成立。信佛者更愿意通过网络平台、慈善组织和直接捐助三个途径进行捐赠。进一步分析发现，佛教促进个人捐赠并不能被利他主义、信任水平和生活满意等因素的差异解释，佛教主要是通过弥补社会互动的缺失进而促进个人捐赠的。本文研究结论为宗教的社会互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实证考察了双循环下全球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分工及内外互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球和国家价值链分工均能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内外互动对其存在替代效应，在考虑内生性、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2）价值链分工对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和内外互动的替代效应在金融危机前、发展中经济体、高技术行业表现更明显；（3）国内外价值链分工通过改善纯技术效率机制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4）中国经验与国际规律基本一致，但在影响机制上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通过技术变化发挥生产率效应。本文可为完善价值链分工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探讨中国省区的城市规模分布体系如何影响了流出劳动力的技能结构水平。采用2011-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匹配省区层面的城市体系特征，实证研究发现，越是单中心为主的城市规模体系，流出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机制是中国省区现行的中心城市扩张模式以低技能产业为主，不仅没有带来中心城市产业升级，还抑制了其他中小城市的产业结构提升，使得高技能岗位发展不足。本文揭示了省区空间模式可能影响地区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造大姓占比指标测度迁入地宗族文化，结合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的影响。研究表明，迁入地宗族文化通过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三种社会融入途径，减少了移民创业的可能性与意愿，尤其是对跨省级行政区流动、跨方言大区流动、“乡—城”流动和流入南方地区的移民创业抑制作用更明显。在控制遗漏变量、采取工具变量法和大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

贸易自由化与企业雇佣性别结构问题和贸易、劳动力市场以及公平问题密切相关，但在现有文献中却未得到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本文从两性就业角度出发，利用全球121个国家2002-2014年的营商环境调查数据，深入考察了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企业雇佣性别结构的影响。 研究发现，进口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企业女性职工占比下降，且这种下降主要来自女性职工数量的减少，尤其是生产性女性职工数量的减少。 机制检验表明，进口贸易自由化会通过加剧市场竞争、促使企业更加偏好高技能劳动力进而使得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下降。本文的结果意味着进口贸易自由化可能会恶化女性就业环境，对此政府要高度重视，采取相应政策保障女性就业。

回归分析在经济学中常被用于识别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然而，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与非线性，经典线性可加可分离的回归模型设定常被诟病。虽然非参数模型的假设更 弱，但由于维度灾难的困扰，其较少应用于实证分析。除了线性可加可分离的回归模型和非参数模型外，机器学习算法提供了第三种灵活可行的建模方法。本文尝试梳理机器学习与传统计量经济学因果识别的交叉部分，并探讨了在控制混淆变量时的模型设定偏误问题。用于因果识别的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极大放松了模型假设。源于回归树的因果树有望在异质性分析中带来更多新发现。最后仍需强调，相比于实验数据，通过观测数据识别获得的因果关系需要谨慎对待。

本文利用2010年和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城市中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居住分异现状及其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居住分异与城市犯罪率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存在一个居住分异的中间水平使得城市的犯罪率水平达到最低。其次，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在住房、受教育和就业三个方面的差异可能是导致上述关系的主要原因。最后，社会融合政策有助于改善居住分异与城市犯罪率之间的矛盾，社会融入度较高的城市能够在更低的居住分异水平下使犯罪率降到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