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如何受到同伴的影响，是一个较少被研究的经济科学问题。本文使用2019年江苏省某高校针对2015级大学生的调研数据，在寝室社交网络视角下，对大学生消费的同伴效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大学生的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同伴效应。（2）在不同类别的消费上，同伴效应存在差异性，食物类消费和使用类消费存在显著的同伴效应，而在衣着类消费与学习类消费上并未显现出显著的同伴效应。（3）月消费额较低的个体受到同伴的影响更大。这些发现对于助学金发放、寝室分配等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就必须防止规模性返贫现象发生。本文构建了脆弱性脱贫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内部视角下的脆弱性脱贫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提升脱贫家庭内生动力能够防止返贫现象发生，通过激发脱贫家庭的主观脱贫意愿能最大限度降低返贫风险。进一步地，返贫风险越大的脱贫家庭，加强其内生动力对降低返贫风险的作用越强。此外，脱贫家庭的内生动力主要来源于客观脱贫能力，而具有劳动能力的脱贫家庭的内生动力则源于主观脱贫意愿。本文为完善防止返贫监测预警体系和针对性地化解脱贫家庭返贫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人口迁移构成的社会网络具有传递市场信息、增进互信的重要功能，可作为服务于企业跨区域商业活动的良好媒介。本文基于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地区间移民网络对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的影响。结果证实，企业所在地对某一特定省份的移民比重增加 1%，本地企业的产品销往该省份市场的概率平均上升约 0.15%；移民网络通过信息传递和契约执行两种机制促进了企业产品的跨区域市场进入活动。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拓展对人口迁移和商品跨区域流动相互关系的认识。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劳动合同法》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使农民工家庭总消费支出增加12.8%，发展型消费支出占比提高2.4个百分点。机制分析表明，《劳动合同法》通过加强劳动权益保障、提高社保参与的方式，有助于降低农民工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同时还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收入。本文为健全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机制，助力农民工群体高质量就业、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文利用2004-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研究社保缴费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保险缴费增加会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该结果在替换衡量指标、采用不同方式处理内生性问题和更换样本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社保缴费提高会促使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力，改变企业要素投入比，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另一方面，社保缴费有助于提升员工专业技能，改善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并进一步作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企业，本文还发现社会保险缴费对劳动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

为什么同中国起点类似的国家长期陷入贫困陷阱而中国脱离贫困陷阱？论文首先建立一个包括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基础工业和预期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对摆脱贫困陷阱的作用。研究表明，一国经济是陷入贫困陷阱还是迈向高水平均衡同基础工业发展有关，而均衡的最终状态则取决于预期。新中国刚成立时对未来的工业化进程持有乐观的预期，通过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基础工业，从而有助于更早地启动工业化进程和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速度，最终脱离贫困陷阱。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家庭照料和正式照料的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了政府分担育儿成本对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同时，基于人口数量和质量的权衡以及社会福利等指标，本文探寻了政府与家庭之间育儿成本分担的最优比例。论文研究发现：（ 1）政府分担育儿成本对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均产生倒 U型影响；（ 2）存在可以实现生育率、人力资本以及社会福利均处于较高水平的最优政府分担区间（分担比例在 36%—43%）。本文认为应充分发挥政府分担育儿成本在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方面的促进作用，加大政府在普惠托育服务上的财政投入。

新费雪效应（Neo-Fisher Effect）认为，可信的永久性名义利率提高，不仅在长期会产生通胀上升效应，在短期也会引起通胀立即上升和实际利率立即下降。本文采用卡尔曼滤波状态空间SVAR模型，基于贝叶斯方法，对中国1992年第1季度至2018年第4度数据作后验估计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发现：（1）永久性名义利率提高，在短期会引致通胀率上升和实际利率下降，中国存在新费雪效应；（2）暂时性名义利率提高，在短期会引致通胀率下降和实际利率提高；（3）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紧缩政策对通胀率的作用具有等价性；（4）新费雪效应产生于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净出口等总需求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新金融业态，为中国扩大进口战略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基于2011-2019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与中国海关微观产品进口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制造业进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产品进口扩张，具体表现为在提高产品进口数量的同时降低了产品进口价格（2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进口，且对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加明显；从影响路径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会同时通过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促进中国制造业进口扩张。（3）数字普惠金融主要促进了资本密集型、研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中国非比较优势行业的产品进口；相对于东部城市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DFI较低的中西部城市的进口促进效应更强。（4）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可以有效促进产品的进口扩张。中国应加快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好地释放其在制造业进口扩张方面的政策红利，助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

基于中国Ａ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本文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成本的影响及作用渠道。计量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且该效应在大规模和低成长性企业、资本密集型和竞争性行业以及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更为凸显。作用机制检验证实，数字化转型通过抑制高管乐观预期、减少交易摩擦和人力资本升级三条路径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具体表现为：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存货堆积和存货周转天数显著减少、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比显著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区分不同成本要素后，数字化转型对物质资本成本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对人力资本成本则无显著影响。此外，数字化转型还提高了企业经营绩效。

户籍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影响一直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户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在社会融合过程中对人们心理感受的微观影响却缺乏实证依据。本文运用田野实验方法，以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小学生为实验对象，通过“启动”技术将户籍身份外生地引入最后通牒博弈中，考察户籍身份的引入是否影响小学生之间的公平分配。实验结果显示，户籍身份的概念及其表征的不平等已经植入人们的少年时代，并进而影响了他们在社会融合过程中固有的公平感。

探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对合理制定人口公共政策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使用2014年“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4）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探究了宗族文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宗族文化通过强化男性个体的“传宗接代”观念和女性个体的“性别角色”观念，提高了生育意愿。宗族文化提升1个标准差，生育意愿提高7.55%。异质性分析表明，宗族文化主要对欠发达地区个体与男性个体的生育意愿具有促进作用。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在制定人口公共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宗族文化的因素，通过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家”文化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族文化对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

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1988年9月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全国层面的产假延长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断点回归设计评估了产假延长对女性收入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产假延长在长期内显著提高了女性的收入水平。采用改变带宽、非参数估计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认为，女性收入的增加归因于女性生理健康水平的提高，女性中认为自己“非常健康”的比例显著提高，同时过去两周身体不适的情况显著减少。

本文以“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作为准实验，考察知识产权治理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产权治理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效率，其作用主要通过技术效率传导。知识产权治理的促进作用通过强化政策引领、提高创新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和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产生影响。知识产权治理的促进作用由于地理区位、城市规模和特定资源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知识产权治理的促进作用具有广泛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示范城市与非示范城市之间，在示范城市之间不具有明显的传输效应。基于上市公司证据进行分析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本文以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要载体——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研究对象，使用2015-2020年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高新技术企业这一独特数据集，实证检验了政府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获得更大程度税收优惠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创新水平显著提升，该效应对融资约束较轻的民营企业可能更为明显。其机制是，政府税收优惠提升了企业研究生学历员工的比例以及技术人员比例，改善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从而促进了创新。本文为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了证据，为科学精准地制定政府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使用混合效应回归、结构方程、非条件分位数回归、RIF分解等方法，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城乡9-18岁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缓和了中国城乡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差距，且主要体现在使用互联网学习和娱乐上，此外，互联网的使用可通过对城乡青少年的教育期望以及对他人品格评价的渠道缩小二者间的幸福感差距。RIF分解发现，虽然总体上互联网的使用缓和了中国城乡青少年幸福感感知的不平等，但是正的特征效应表明，互联网学习频率的不同分布加剧了城乡青少年之间幸福水平的不平等。这也说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村青少年更多地享有自主性强、与城市同龄人相近、不受户籍制度制约的资源将有利于缩小城乡青少年的幸福感感知不平等。

本文借鉴Aghion等（2018）的方法，测度中国企业基于目的国—产品层面的出口需求指标，实证检验国际市场出口需求冲击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创新行为。研究发现：（1）国际市场出口需求上升总体上促进了中国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但创新质量的增长要低于创新数量的增长。（2）国际市场出口需求上升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但是，国际市场出口需求增加也使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该竞争效应会使国际市场出口需求扩张的创新效应随着企业生产率的增长呈倒“Ｕ”型。

2008年以来，在中国GDP下滑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下降的同时，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对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基建和非基建部门的增长模型，研究发现房价上涨为地方政府带来了大规模的土地收益，这笔资金流向基建部门导致其投资和劳动力投入过度增加，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放缓了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速。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将资金投向生产率更高或者正外部性更大的部门，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土地财政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文构建工业机器人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理论模型，并使用2006-2018年中国地级市工业机器人密度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OFDI。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有效提升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水平。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水平。拓展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深度和投资广度均有显著提升，同时也能提升中国企业对海外市场整体投资水平。本文研究结论对推动工业机器人技术普及和促进中国企业OFDI提供了参考借鉴。

本文推演出中方投资对东道国社会安全状况的提升效应和影响机制，并利用2003至2017年签署过“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127个国家和地区数据进行了检验。 结果发现：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能有效降低当地发生公共安全事件的次数和伤亡人数，且经济发展和制度改善是两条核心渠道；其中，中方的商业类投资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和战略伙伴的投资能发挥更大效应。该结论说明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社会安全领域有正外部性。